周总理与红十字的不解之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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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总理与红十字的不解之缘

对红十字会改组作出指示亲自修改《中国红十字会会章》

支持中国红十字会争取国际地位明确中国红十字会业务范围


■  沈传亮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他的卓著功勋、崇高品德、光辉人格,深深铭刻在全国各族人民心中。 

周恩来的一生是为党和国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一生,其感人事迹可谓汗牛充栋。鲜为人知的是,他对新中国红十字运动的发展也倾注了大量心血,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与红十字结下了不解之缘。 

领导中国红十字会改组 

并亲自修改章程 

中国红十字会成立于1904年,至今有110多年历史,是近代以来历史最为悠久的社会团体。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2月1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向尚有联系的国内64处分会发出通知,希望分会派员参加3月在上海新闸路856号召开的红十字会工作检讨会,共商中国红十字会的前途。南京、镇江、常州、无锡等17处分会派代表参加了会议。这次工作检讨会决定派以胡兰生秘书长为首的红十字会代表团赴京,向中央人民政府汇报工作及改组问题。1950年3月,代表团成员拜会了卫生部、内务部、外交部有关同志,表达了要求人民政府接管红十字会的意见。4月初,周恩来指示,红十字会迁北京改组,由卫生部和中国人民救济总会负责领导改组工作,具体筹备工作由救济总会负责。5月初,中国人民救济总会秘书长会晤胡兰生并告知,根据周总理指示,经卫生部、外交部商议,提出四点意见:一、鉴于红十字会的特点及历史状况,采取改组方式而不是接管方式,将旧红十字会改组为中国红十字会;二、总会迁北京,现有职工除不愿赴京者,全部留用;三、总会所有资产妥善保管,不得随意处理;四、将北京东城干面胡同22号作为总会迁京后的会址。8月,中国红十字会协商改组会议在京召开。会议就改组事宜进行了充分协商,并就改组事项达成一致。从此,红十字会走向新生。 

在此过程中,周总理对红十字会改组工作十分重视,亲自修改了《中国红十字会会章》,写明中国红十字会是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的人民卫生救护团体,明确了红十字会的性质和工作方针,并在红十字会改组完成后,亲笔写信给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和任弼时:“送上伍云甫同志关于中国红十字会改组的报告,拟予以批准。中国红十字会尚有些社会基础,特别是医院及卫生人员,我们必须予以接管和维持,而国际红十字会的组织,苏联及东欧国家也都在内,他们需要我们参加进去,故我们在开全国人民救济代表会议时,即决定改组该会,胡兰生当表示接受。现改组已完成,拟推李德全、伍云甫二人前往出席日内瓦国际红十字会大会。特报。” 

领导中国红十字会恢复

在红十字国际组织中地位的斗争 

周总理亲自领导了中国红十字会恢复在红十字国际组织中地位的斗争,并利用接见应中国红十字会邀请来华访问的国外红十字会成员的机会介绍中国发展情况,推动了红十字会国际交流事业的发展。 

在中国红十字会尚未改组之前的1950年4月28日,周总理就以外交部长名义致电国际红十字协会秘书长鲁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秘书长杜旭沙,否认国民党集团的所谓“代表”。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我现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通知阁下:对于完全没有资格参加国际红十字协会和出席其各种会议的中国国民党反动派残余集团的所谓代表,正式加以否认。请即将其从国际红十字协会开除出去,并转知国际红十字协会各机构及有关各国红十字会为荷。”这是周总理为争取中国红十字会国际地位采取的第一步措施。 

中国红十字会改组后不久的1950年9月5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按照周总理指示,电告国际红十字协会,要求恢复中国红十字会的合法席位,并派代表参加10月召开的国际红十字协会第21届理事会。1951年3月,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吕格来华访问,与中国红十字会会长李德全等就有关中国红十字会的国际地位等问题进行了会谈。1952年,周总理以外交部长名义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表声明,承认1949年《改善战地武装部队伤者病者境遇的公约》等4个日内瓦公约,为中国红十字会恢复国际地位奠定了坚实基础。 

1952年7月,中国政府和红十字会两个代表团出席在加拿大多伦多召开的第18届国际红十字大会,中国红十字代表团经过反复斗争,挫败了某些国家使台湾的所谓红十字会“代表”参加大会合法化的图谋,迫使其退出大会。同时,大会承认中国红十字会是中国唯一合法的全国性红十字会。这是新中国在国际组织中恢复的第一个合法席位,有利于新中国外交事业的发展。 

1955年10月12日,周总理接见了受邀请来华访问的苏联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联合会执行委员会主席格·阿·米捷列夫、乌克兰红十字会中央委员会主席瓦·阿·潘钦科和白俄罗斯红十字会中央委员会主席彼·伊·巴拉涅斯基,中国红十字会会长李德全参加会见。1956年6月24日至28日,日本红十字会来华访问,与中国红十字会就日本战犯问题发表联合公报并举行签字仪式。6月27日,周总理接见了日本红十字会、日中友好协会、日本和平联络会三团体代表。日本三团体代表对中国政府释放日本战犯和中国红十字会对这些被释放的日本人所给予的协助表示感谢。 

1957年3月12日,苏联政府将北京苏联红十字医院的全部设备无偿赠送给中国。当天举行了移交仪式。仪式举行前,周总理、北京市市长彭真接见了该医院的苏联专家,并同他们合影留念。移交仪式上,李德全代表周总理一一给苏联专家佩带了“中苏友谊万岁”纪念章。可见,在党的领导下,中国红十字会的国际交流事业有了较大发展,不仅促进了中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交流和往来,而且有利于打破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孤立、制裁。 

加强红十字会归口管理 

周总理注重对中国红十字会的管理,就红十字会归口领导问题作过多次批示,加强了对红十字会的领导。在周总理的关心、支持下,中国红十字会迅速投入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中,在抗美援朝、整治淮河、爱国卫生运动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1950年12月30日,总理办公室发出通报,确定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和中国红十字会由政法委员会领导,救济总会和红十字会业务中有关卫生部分,将受卫生部的指导;有关外交事项,将受外交部的指导。1952年4月30日,周恩来总理再次就中国红十字会的隶属问题作出指示,明确中国红十字会归卫生部直接领导和联系。1955年冬,在国务院召开的会议上,周总理指示中国红十字会和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合署办公,明确中国红十字会的工作以国际为主,国内工作主要是急救训练和群众卫生等。国内工作要与卫生工作结合,有多大力量做多大事。1959年4月,周总理对红十字会工作作出批示,又确定红十字会国内工作“根据需要与可能适当发展”。1965年3月,钱信忠任卫生部部长后,周总理当面指定他为中国红十字会会长。 

在政府加强中国红十字会归口管理的同时,红十字会做了大量工作。 

国际上,抗美援朝时期,中国红十字会在国内号召医务志愿者组成国际医防服务大队共800余人,分期分批前往朝鲜服务,为救治军队伤员、改善卫生状况发挥了重要作用,受到中朝两国政府的高度评价。战争结束后,参加了国际联合红十字小组,协助战俘遣返工作。以后,协助管理不愿遣返的战俘,协助遣返日侨、日本战犯回国和日侨妇女回国探亲;搜集、送回日本人遗骨;替美国战犯转送包裹,协助其家属来华探监;遣送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中的印度战俘;营救在巴西受难的中方工作人员等等。同时,还做了很多国际间的查人转信、红十字青少年国际交流以及与国际红十字组织和外国红会友好往来等工作。此外还做了大量国际灾害救济工作,向90多个国家和地区捐助人民币9800多万元,为越南抗美救国提供了1600多万元援助。 

在国内,中国红十字会积极组织医疗队,为治黄、治淮等水利工程群众服务,到少数民族地区和新解放区为群众防病治病。1953年到1966年,建立了省、市、自治区红十字会25个,市、县红十字会300多个,发展会员500多万人,建立基层组织5万多个。各地红十字会举办了救护训练,参加了爱国卫生运动,进行了卫生知识宣传、急救、自然灾害救护、疾病预防、伤病护理、家庭护理、妇幼卫生、计划生育、学校红十字青少年活动以及输血的宣传、动员工作。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和地方红十字会还编印出版了大量工作资料、宣传资料、训练教材、宣传画、展览图片、教学挂图和杂志刊物。这些工作对增进中国人民与各国人民的友谊,普及和提高广大群众的卫生救护知识,保护人民健康,发挥了积极作用。 

可以说,没有周总理就没有新中国红十字事业的发展。正是在他的关心和指导下,中国红十字会才走上了新的发展道路,为党和国家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作者:中央党校党史部教研室主任,教授,法学博士,政治学博士后)


2018年1月17日 09:21